BOB绣球的原产地在中国，但目前市场上热销的“无尽夏”“安娜贝拉”等绣球，却都是由国外引进的品种。
国产绣球去哪了呢？就在上个月，国家林草局向世界推介了四个中国优良林草植物新品种，“博大蓝”绣球正是其中之一。2015年，当时的国家林业局就授予了“博大蓝”绣球植物新品种权，花卉育种专家杨玉勇是唯一的品种权人。
为了培育出更优良中国绣球新品种，这位育种专家付出了大把的时间与精力。但在有着“亚洲最大鲜切花交易市场”之称的昆明斗南花市，有一种和“博大蓝”十分相似的绣球花正在热销，某经销商告诉潮新闻记者，这种绣球能占到斗南绣球鲜切花市场约60%的市场份额，名字取自它深海般迷人的色彩：“大海蓝”。
自打第一次见到这种最为畅销的绣球花，杨玉勇就非常肯定，这是自己的“孩子”，他意识到，自己培育的新品种可能被侵权了。
三年前，杨玉勇把三家或违约或侵权的种植商分别告上法庭，开始了繁琐的维权之路。官司打了一场又一场：两个案件均一审胜诉，还有一个已庭外和解。目前，其中一桩侵权案已进入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正等待判决结果。
夜幕降临，是斗南花市热闹开始的信号。6月上旬，潮新闻记者赶到昆明采访，正是晚上八点多，偌大的市场内人声鼎沸，7000多个摊位同时开始营业，花海和人潮都一眼望不到头。
白天，开放在田间地头的鲜花被收割下来运送至此地，晚上，经销商们马不停蹄地带着小手电涌入市场扫货，他们要趁最新鲜的时候，尽快把花朵送进全国各大城市的花店与商超。
据云南省相关部门统计，这个有着“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之称的地方，每年能卖出上百亿支鲜花。业内人士告诉潮新闻记者，“全国每10支鲜花，就有7支来自斗南。这里是全国鲜切花的‘晴雨表’。”
在斗南花市的绣球展销馆内，或粉或蓝或紫的绣球花堆成了小山。仔细看，地板用胶带分割成大小不一的方格区域，每一格就是一家经销商，粗略数数，约有七八十家。
记者随机问了几家，家家都有“大海蓝”在售卖。根据不同的品种和品相，绣球鲜切花市场批发价格每支在6-18元，开得最大、蓝色最深的，基本都是“大海蓝”（也称“海蓝”），粉色的，就叫“大海粉”。
能达到A级品相的“大海蓝”，价格要比同级其他品种的绣球高2-3元。还有不少卖家的“大海蓝”已经早早售罄：“今天卖完了，想买的话，我们每天中午十二点开始营业，你最迟要在下午两点前过来。”
做绣球生意十几年的周老板（化名）说，每天光从他手里卖出去的“大海蓝”绣球，少说也有万把支。“这种绣球花头大、颜色深、枝条壮、花期长，特别适合做鲜切花。”他回忆，大概是在2016年前后，“大海蓝”在市场里火了起来，此后一年比一年卖得好，直到现在，他把“大海蓝”到货的消息发到朋友圈，还有很多客户抢着预订。
可他从来没听过“博大蓝”这个名字BOB，“大海蓝”也是从另一家种植商那里进货来的，直到杨玉勇的公司找上门，他才知道，这种绣球有专利权纠纷。
2014年，昆明的一家鲜花种植商找到杨玉勇，想买一些绣球的优良新品种推向市场，其中就包括“博大蓝”。
按照签订合约规定，这家企业需按销售量的一定比例向杨玉勇支付专利费。可是，对方并没有如约支付完这笔钱。
专利费还欠着，市场上和“博大蓝”看似一模一样的“大海蓝”绣球却越卖越多，杨玉勇意识到，他的新品种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被大量种植且销售了，也就是业内说的“盗繁”。
2020年，杨玉勇将这家违约欠款的种植商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支付专利费并赔偿损失。其外还起诉了另外两家疑似盗繁的种植商，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BOB。
杨玉勇说，2014年他把“博大蓝”卖给那家鲜花种植商之后，对方就将这种花的名字改成了“大海蓝”，面向市场销售。后来他得知，另外两家疑似盗繁的种植商所种的“大海蓝”，也和最早购买“博大蓝”的那家企业脱不开关系。
目前，两个官司都进入了二审阶段。其中一案因涉及知识产权，按照规定，二审直接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现在正在等待二审判决。
“官司还没打完，花已经满市场都是了。”杨玉勇无奈地说，“在国内专利费收不上来，光靠育种赚不到什么钱，我还在靠种植来‘养’育种。”
这位皮肤被日头晒得黝黑的育种专家来自东北，为了更适宜花儿生长的气候搬去云南，成立了园艺公司，在昆明一待就是25年。2004年，他培育出了我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月季品种“冰清”，此后不断创新，目前已拥有39个月季新品种专利，有不少都销往海外。在业内，大家都叫他“杨月季”。
1990年，杨玉勇曾与世界著名月季育种商法国玫昂国际公司合作，引种了他们的30多个月季品种，付了200多万元的专利费。“蔷薇属、绣球属植物在我国的种质资源都很丰富，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研发新品种呢？”爱花如命的杨玉勇觉得，他还可以多做一些事。
“冰清”诞生后，杨玉勇在由国外垄断的鲜花育种市场上打开了一个口子。曾经收取他高额专利费的法国玫昂，也开始代理他培育的品种，销往欧洲。
“法国玫昂是一个家族企业，一代代传下来，有百年的历史积淀。我们的花卉育种产业与国外相比本就起步晚，拿我自己来说，做了三十年才有一点成果。”很快，杨玉勇找到了新的方向，或可“弯道超车”：从绣球入手，培育出更优良的中国绣球新品种。
“两千多年前的唐朝，中国人就把绣球就作为观赏植物种在庭院里。”说起为什么要培育新绣球，杨玉勇打开了话匣子，“目前市场上的绣球却多为国外繁育，品种总的来说不算多BOB，而且缺陷比较明显，比如有的只能低温环境下开花，还有的特别瘦弱，一下雨就倒伏。”
杨玉勇觉得，如果能有更好的绣球新品种，一定能比国外绣球卖得好。不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国内鲜花产业而言，都是一件好事。
见到杨玉勇时，他正在为去香格里拉野外考察做准备。二十多年间，他一直保持着野外考察的习惯，出去一趟少则一两周，多则一两个月。他走遍高原山川，每年的行程能达到5万公里。“天目山、天姥山、千岛湖，我都去过的。”听到记者从浙江来，杨玉勇点了点几个地名BOB，都是生态环境不错的地方，野生植物种类繁多。
多年的收获，集中展示在他的南国山花种植基地内。这片面积达1000多亩的花山，还是蔷薇属、绣球属植物的种质资源库，目前拥有2400多种国内外品种。
2007年，杨玉勇用他收集到的中国原产野生大叶绣球做母本，法国选育的博登湖绣球做父本，开始做绣球的杂交培育。“杂交之后，要观察品种的稳定性、一致性，再不断做调整，绣球一年只开一回，花期就两个月左右，所以这个过程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五年后，“博大蓝”“湖蓝”“花团锦簇”“花开富贵”等9种绣球培育成功，杨玉勇终于收获了他理想中的优良品种。
在昆明南国山花种植基地，潮新闻记者见到了这种“博大蓝”绣球。杨玉勇俯身捧了捧这朵深蓝色的绣球花，像捧起娃娃的脸：“你看，它的花比我两只手掌放一起还要大得多。”
“一般一年生的绣球，一个植株只能开2-3朵花，它能开4-5朵；它还很强壮，下大暴雨也不会倒，抗病性也很好。”杨玉勇说。
潮新闻记者发现，与其他绣球相比，“博大蓝”的花更大、更密实，花瓣的形状也更尖。杨玉勇纠正道：“那不是花瓣，是花萼。花萼片的数量低于四百片的话，花看起来就不够紧凑，超过一千片的话，太密，运输途中容易被挤伤。而‘博大蓝’的花萼数量大约有六百多，刚刚好。”
在我国1999年加入UPOV（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后，开始了对植物新品种的授权。“新品种受保护的前提，是这类植物必须先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
杨玉勇说，为了将绣球属植物纳入保护名录，他和其他专家从2010年开始，每年都要向当时的国家林业局递交建议书，说明保护绣球的必要性。“比如说，绣球是中国的传统名花，中国是全世界绣球属植物野生资源的分布中心；就全球市场而言，绣球这一赛道未来会发展得很快，等等等等。”三年后，绣球终于被纳入了该保护名录。
同年，杨玉勇将“博大蓝”在内的9种绣球申请植物新品种授权，经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审查，2015年，被正式授予“博大蓝”植物新品种权，杨玉勇是唯一的品种权人。
杨玉勇掰了掰手指，“即使不算上收集种质资源这样的前期工作，我培育‘博大蓝’用了6年，加上申请专利权，总共需要8年时间。”他叹了口气，“可是‘盗走’它，只需要用一根枝条或者嫩芽扦插一下，一个月就够了。”
2016年，围绕一棵“美人榆”树的知识产权官司法槌落定，品种权人最终胜诉。这场官司历经六次开庭审理，耗时四年半，被业界称为“林业植物新品种维权第一案”，该案还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16年十大知识产权案例BOB。
河北好望角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仁春，正是“美人榆”案的原告代理律师。他告诉潮新闻记者，“十年前，如果你告诉花农种这种花侵权了，大概率他们会大手一挥，根本不理你。”
于仁春介绍，植物品种权的侵权门槛极低，因为不少植物扦插一下就能活，而且部分人的知识产权意识也比较弱。此外，花木等作物售价往往并不高，受利益驱使，大部分侵权主体不愿意交授权费，这样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还有个别人明知侵权，但存侥幸心理，认为“法不责众”。
“即便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相关法规有明确规定，品种权人还是面临维权难的情况。”十几年来，于仁春经手的植物知识产权维权案很多，经常会遇到如何证明“大海蓝”就是“博大蓝”这样的问题。
“我国在这方面的司法审判经验仍旧不够。”于仁春说，植物新品种这样的知识产权保护案件专业性强，如何确定两个不同名的品种是同一个品种，植物学上有很多种鉴定方法，但究竟用哪一种方法才会得到法院的采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植物生长需要时间，对比需要时间，这方面的第三方评估及权威司法鉴定的机构也亟待完善，对于维权者来说，都会导致维权的成本过高。”
“要么算了。”和其他植物品种权人一样，杨玉勇也曾在四处委托取证的路上萌生过放弃维权的想法，但每当想起他的“博大蓝”，他还是选择坚持。
“无序盗繁，最终会导致这个品种被做坏。”杨玉勇说，盗繁者往往不了解品种特性，种植过程中无法保证其品质；另外，受欢迎的品种被“一窝蜂”扩繁，也会导致市场迅速饱和，品种价格一降再降，品质得不到保证，受害的还是花农、经销商和消费者。
“品种权保护不到位的话，国外品种不敢来，自育品种不敢卖，国内消费者只会越来越买不到好产品。”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潮新闻记者，放眼市场，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花卉产业大省，叫得上名的育种企业，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耗时耗力培育一个新品种，成果出来了却轻易被盗繁，谁也吃不消到处打官司。”
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陆继亮曾在以“2022-2023年云南花卉产销形势分析”为题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种业创新需加强。虽然云南在国内具有相对的品种优势，但总的看，对国外新优品种的依赖程度仍较高，90%以上的品种依靠进口。”
云南省也正在行动。今年2月，云南省发布了《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2—2024年）》，第一个就提到了要实行花卉品种创新工程、种业基地建设工程和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目标到2024年，每年推广花卉新优品种100个，优质种苗（种子、种球）自给率和市场占有率达85%以上。
热闹的斗南花市中，有一个看起来很“华尔街”的地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和花市“越夜越美丽”的交易景象不同，这里的交易通常从下午三点钟开始，拍卖大厅内硕大屏幕亮起，屏幕上12口“大钟”实时滚动，坐在下面900个小屏幕前的，都是鲜花经纪人。他们需要紧盯“大钟”上的每一笔报价，为鲜花采购商拍下需要的货品，当然，也要“拼手速”。
鲜花经纪人每抢下一单，品种权专利费都已经包含在了货款当中。这得益于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2006年开始推行的“花卉新品种引进及保护三方合作”模式。也就是通过促进育种企业、花卉生产者和拍市签订协议，使生产者在购买专利品种时无须马上支付专利费，而是等到产品在拍市销售的时候由拍卖市场从其交易花款中代扣专利费。
这一模式吸引了更多的国外玫瑰育种商进入中国市场，玫瑰新品种越来越多，引自国外的“弗洛伊德”“高原红”“卡布奇诺”等品种都成为了消费者热捧的“网红玫瑰”，加快了花卉产业的发展速度。
但是，这种代扣专利费的模式并不能覆盖所有的鲜花经销商及种植户。在云南，还有更多人选择在拍卖中心外进行传统的批发交易。一位正在拍卖交易中心内“抢单”的鲜花经纪人告诉潮新闻记者，拍市里交易的大多都是玫瑰，“绣球都是老板自己找人买。”
通过三方合作模式收取专利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专利权的保护需要业界的共识，更需要交易流通平台的协助。
2022年3月1日，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正式施行，为保护植物新品种权加了一道“铁布衫”：明确了植物新品种在流通环节也应受到保护。法律的完善，唤醒了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品种权的保护意识，让杨玉勇这样的品种权人看到了希望。
由7家昆明花卉企业自发组成的花卉新品种研发与保护联盟，已经在推动落实专利权保护。联盟相关负责人告诉潮新闻记者，以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花卉电商平台为例，如今昆明不少电商平台已经认识到了品种专利保护的重要性，也愿意参与到维护品种权人合法权益的行动中来，“比如像拍卖交易中心一样，采用代收专利费的模式。”但具体如何实行，还需要业界共同探讨，群策群力。